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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成年骑行:监管先行
栏目:k8凯发官网资讯 发布时间:2026-03-31
 当骑行成为未成年人追逐的“酷”,其背后潜藏的法律盲区、监护缺位与监管漏洞,正将危险置于飞驰的车轮前。守护骑行安全,需要司法部门、社会、学校、家庭齐心协力。  文 玄圭 专家支持 杨新苗(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副研究员、交通研究所副所长)  “放学时分,学校门口人来人往,孩子们骑着自行车、电动车在车流中穿梭的情形并不罕见。一句“我7岁就会骑自行车,10岁就会骑电动车”的高声炫耀,背后可能隐藏着巨大的

  当骑行成为未成年人追逐的“酷”,其背后潜藏的法律盲区、监护缺位与监管漏洞,正将危险置于飞驰的车轮前。守护骑行安全,需要司法部门、社会、学校、家庭齐心协力。

  文 玄圭 专家支持 杨新苗(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副研究员、交通研究所副所长)

  “放学时分,学校门口人来人往,孩子们骑着自行车、电动车在车流中穿梭的情形并不罕见。一句“我7岁就会骑自行车,10岁就会骑电动车”的高声炫耀,背后可能隐藏着巨大的安全风险。当骑行成为越来越多未成年人的出行选择,甚至是耍酷、标榜个性的象征时,一系列触目惊心的事故与法律盲区、监护缺位、监管漏洞相交织,给社会和家庭敲响了警钟。

  在河北省固安县某学区地段,放学时间的景象令人忧心。各类车辆呼啸往来,其中不乏戴红领巾的孩子,骑着自行车、电动车在车流中穿梭。

  有的车上挤着两三个人,却无人佩戴头盔。“共享单车既不好看也不好骑,可我妈就是舍不得给我买山地车……”“这车是姥姥偷偷给我买的。”两名戴着红领巾的10岁女孩一边骑车,一边吐槽着家长的管制。

  “我们是龙凤胎,难不成一人骑一辆车?”骑着电动三轮车载妹妹的初三男生小海,对交警的提醒不以为然。当被问及是否知晓法定驾驶年龄时,他烦躁地摇了摇头,随即一踩油门,扬长而去。

  在湖北省鹤峰县走马镇,14岁初二男生杰宝,以报网课为名,向在外务工的父母要了1000元。他随后通过一家对购买者年龄审核不严的车行,购买了一辆非法解速的电动自行车。解速后,这辆车的最高时速可从国标规定的25公里提升至60公里。杰宝放学后经常与几名同学飙车,最终,在一次闯红灯通过路口时,与一辆正常转弯的汽车发生碰撞,导致严重骨折和脑震荡,并需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。

  据中国道路交通安全协会2024年发布的近三年统计数据,“未达法定年龄骑行”已成为学生交通出行中最突出的风险源之一。数据显示,学生群体引发的交通事故中,非机动车类事故有86.9%与电动自行车相关;而在机动车类事故中,则有88%涉及摩托车驾驶。

  未成年人违规驾驶行为不仅普遍,还呈现出明显的低龄化趋势。每种交通方式的“风险起步期”,几乎都早于法律准许的年龄。

  2024年8月,河北省保定市容城县,一名11岁男孩随父亲及自行车队在一条双向公路上骑行。在接近道路中线时,孩子不慎摔倒,并滑入对面车道,被迎面驶来的汽车碾轧,不幸身亡。这起事故引发了社会对未成年人骑行安全,尤其是低龄儿童参与高强度骑行活动的深切关注与质疑。此类悲剧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上演,一次次以最惨烈的方式,警示着法律红线存在的必要性。

  法律的红线年出台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》第72条明确规定:驾驶自行车、三轮车必须年满12周岁;驾驶电动自行车和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必须年满16周岁。

  这两个年龄界限是如何确定的?是否具有科学依据?参与当年立法讨论的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副研究员、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指出,20年前确定12周岁这个界限,是基于当时交通环境和认知水平的审慎选择。从交通工程和青少年身心发展角度看,一个正常人往往需要到十二三岁,其控制能力、反应速度、认知判断力等才能初步满足在复杂公共道路上安全骑行的最低要求。未满12周岁的儿童,难以有效应对开放道路上的各种突发状况。

  将电动自行车的驾驶年龄提高至16周岁,则有着更深层次的考量。杨新苗说,电动自行车车速更快、车重更大,对操控力和反应能力的要求更高,其潜在风险相较于自行车呈指数级增长。在12周岁和18周岁之间折中选取16岁,是更为安全稳妥的管理办法。在我国实现带电两轮车全面轻量化之前,未成年人不应驾驶电驱动型自行车,这是基于科学判断的郑重呼吁。

  法律虽已划下红线,现实中的监管漏洞却为未成年人违规骑行提供了可能。未成年人违规骑行的车辆来源复杂多样,成为问题的核心之一。检察机关调查发现,这些车辆主要来自家庭保管疏漏、借用亲友、非法购买甚至盗窃。此外,部分线上租赁平台的身份审核存在漏洞,也成了未成年人获取机动车的便捷渠道。

  针对监管盲区,福建省福州市检察机关向行政主管部门制发了检察建议,有力推动了机动车租赁经营的监管规范化。在检察机关推动下,某线上汽车租赁公司升级了App身份核验系统,新增了年龄审核、人脸识别等功能,这一措施目前已推广至全国。

  除了堵塞车辆来源以外,普及安全知识与法律观念同样至关重要。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鳌头镇中心小学、第二中心小学,都别出心裁地将操场改造成了交通安全体验课堂。课堂上设置了步行、骑乘电动车、骑自行车等多种模拟场景,由民警、老师和社工带领学生体验不同交通场景中需要注意的安全细节。“未满12周岁不能骑自行车上路”“骑乘摩托车必须佩戴头盔”……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后,学生骑行违规率下降近六成。许多父母也在孩子的反向监督下,纠正了骑电动车不佩戴头盔、购买超标电动车的行为。

  法治教育的形式也在不断创新。湖北省丹江口市检察院将“未成年人无证驾驶”作为“交通安全主题法治进校园”的重点内容,通过真实案例解析和事故现场视频,直击学生心灵;江苏省无锡市检察院则创新运用微电影《无证租车?“驶”不得》,以生动直观的形式拓宽了传播面,有效提升了未成年人的安全意识。

  “自行车王国”荷兰,1750万人口拥有超过2300万辆自行车。从幼儿时期起,孩子就开始通过平衡车学习骑行技能。交通安全教育是小学阶段的必修课,学生需要系统学习交通规则、车辆检查等知识。小学毕业前,所有学生都必须参加包括理论笔试和实地路考在内的交通考试,通过后方能获得独立骑车上路的资格。这套从幼儿启蒙到系统培训的完整体系,让荷兰人从小养成了良好的骑行习惯,这也是其保持较低交通事故率的重要原因。

  营造安全的骑行环境,基础设施建设同样至关重要。杨新苗提出了“自行车道”与“自行车路”的区分概念:“自行车道是和小汽车在一块儿,自行车路则是独立的。”他呼吁城市管理者开辟更多独立的自行车基础设施,例如沿河的自行车路、穿越公园的自行车路等。北京市海淀区建设的自行车专用路,就为孩子们安全独立上学提供了良好示范。这种“堵疏并举”的方式,既明确了禁行区域,也提供了合法、安全的骑行空间,让孩子们的骑行乐趣得以在合适的地方安全释放。

  2025年国庆节期间,在广东省广州市工作的陈启林自己驾车回湖南老家。深夜11点,他在离家20多公里处,碰见了一支骑电动车的队伍。骑手们在车流中随意穿行,高声叫喊,他们中无一人佩戴头盔。20分钟后,陈启林又碰见了这支车队,他们停下来休息,热烈地商量着明晚去更远的地方。每辆电动车上都贴满了荧光贴纸,车把上挂着闪烁着红蓝色光芒的LED灯条,所有电动车明显都经过改装。陈启林放慢车速,大声问:“你们都满16岁了吗?家里人知道吗?”“叔叔!”陈启林做梦都没想到,他不满14岁的侄子也在车队中。

  回家后,陈启林严肃地规劝了照顾侄子的父母,还联系了侄子所在学校的副校长,建议对方给学生普及安全骑行知识。

  这一事件不仅是对个别家庭的警示,更折射出未成年人骑行安全教育的普遍缺失。当“飙车”“改装”成为部分青少年眼中的潮流符号时,单纯的家庭管教已不足以覆盖风险的全貌。如何让安全意识穿透代际隔阂、打破群体效应的遮蔽,成为亟待社会共同破解的命题。

  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2024年年底提供的数据触目惊心:在涉及未成年人伤亡的交通事故中,监护人监管不力的情况占比超过了60%。然而现实中许多家长存在“孩子早晚都要骑,不如早点儿练”的错误观念,无形中助长了孩子的冒险行为。

  家庭是守护未成年人骑行安全最重要、最基础的防线月河北男孩骑行身亡事故的后续处理结果,对家长是一次深刻的警示:涉事司机最终被决定不起诉,这意味着监护责任的缺失,可能直接导致悲剧的发生,并且监护人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和经济后果。杨新苗强调,作为孩子的“第一责任人”,家长必须彻底摒弃侥幸心理,时刻绷紧安全之弦,扮演好三大核心角色:

  一是“教练员”,负责技能培训和规则教育。不仅要教会孩子如何骑车,更要灌输交通规则,培养其“防御性骑行”的意识。日常骑行最简单的安全法则就是“在所有不放心的地方降低速度”。

  二是“监督员”,负责监督孩子是否遵守法律法规,并严格管理家中车辆(特别是电动车)钥匙。家长要确保孩子不在未达法定年龄时违规上路、不违法载人、不从事任何危险驾驶行为。

  三是“保障员”,负责提供合格的车辆、头盔等安全装备,并定期检查确保车辆状况良好。孩子首次独立上路前,家长务必协助检查车辆刹车等关键部件,共同规划安全路线,并坚持要求孩子佩戴好头盔。如果驾驶电驱动型自行车,成年人必须佩戴符合标准的电轻摩样式B类头盔,给孩子做正确示范。

  “家长自己不妨先骑车上下班,最好骑自行车,少骑电动自行车。这既能给孩子树立好榜样,也能让自己亲身体验其中的风险。”杨新苗认为,一味地否定和禁止未成年人骑行,可能会激起青春期孩子的逆反心理。相反,通过亲身参与和科学引导,让孩子真正理解风险所在,掌握安全技能,才能将安全意识内化为自觉行为。

  杨新苗还认为,在未成年人骑行能力培养和安全习惯养成方面,家庭引导与渐进式实践具有重要意义。我国长期实践中,许多家庭在确保绝对安全的前提下,会在封闭场地让10至12岁的孩子在成年人全程监护下练习骑行技能,这有助于培养其交通意识和独立能力。而对于10岁以下幼童,许多家长会选择让孩子乘坐儿童座椅,在父母的陪同下熟悉骑行环境。这体现了在法律框架内,通过渐进、可控的方式培养未成年人安全意识的科学思路。

  总之,未成年人的骑行安全,是一场需要司法部门、社会、学校、家庭共同参与的“护航”行动。法律划定了不可逾越的红线,社会构筑了监管与空间的防护网,而家庭,则是这安全体系中最基础、最温暖和至关重要的一环。我们不应做盲目放纵的“糊涂家长”,也不应做一味禁止的“霸道家长”,而是要努力成为懂法、懂科学、懂引导的“智慧监护人”。唯有如此,才能让骑行真正成为伴随孩子健康成长的快乐源泉,而非无法挽回的伤痛。(文中除杨新苗外,其他人物皆为化名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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